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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21世纪20年代这个时间节点上，回望过去数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历程及其当下正在遭遇的“逆全球化”或“反全球化”逆流，我们已经不仅仅是置身于全球化之中看全球化，一定程度上也已站在外部“旁观”全球化的是非曲直，是在给它的生命周期做出总结，也为它在未来开启新的篇章提供镜鉴。

作为一种不断推进的人类生活相互联结过程，全球化将一直存在，不会终结。但联系到不同时段全球化的具体展开样态，全球化却是有始有终的，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由英国主导的那一轮全球化就是如此，最新一轮起自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眼下也正在经历同样的“宿命”。在百余年前以英国世界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终结之际，世界曾面临很多国家的内部动荡和国际关系的高度紧张，眼前这场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挑战之时似乎也在重演相似过程。

以美国执迷于搞“大国竞争”为一个主要肇因，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已展现出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征兆。究其成因，很大程度上在于全球化存在着“政治限度”。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·阿里吉指出的那样，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前期阶段，生产和贸易扩张都在跨国范围内产生很多合作分利者。但随着物质扩张收益递减、资本主义由生产和贸易转入金融扩张阶段，为争夺流动资本，原先的合作也将向你死我活的竞争转化，既存经济中心将迫使新出现的经济中心停止运转，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。近些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压，正是这种场景的最新现实版本。在“共同而有差别”的秩序安排中，西方国家曾称“欢迎中国发展”，但它明显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不能取代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，只能居于从属和配角地位。但中国的快速发展恰恰正在改变二战以来不公正不合理的“中心—边缘”国际秩序，进而“危及”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潜规则，于是中国就成了美西方口中的“战略竞争对手”。

正因如此，全球化的倒退也意味着战后国际秩序陷入严重危机。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战后秩序的演进结果，如今结果出现问题，自然与作为源头的战后秩序已经捉襟见肘、不敷时用有关。美国近年来以“拉山头”“建小群”等方式不断构筑对中俄等国的包围圈，给世界带来的是进一步的分裂和对立，这也导致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。未来世界格局将向何处演变？阿里吉指出，在经历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和金融扩张后，资本主义的美国积累体系已出现历史资本主义在晚期常见的现象，这也使未来世界秩序面临三种可能：一是在美国的金融和军事霸权加持下，形成一个世界帝国；二是以中国和东亚的生产与贸易优势为中心，形成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；三是无休止的体系混乱局面。从中短期来看，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可能。

在之前历次资本主义周期进入尾声之际，都不乏有一些杰出的观察者对过往经历做出精彩总结。在新一轮动荡变革期来临时，我们更需要看看以往人们对百年前的英国积累体系由盛到衰、进而演变成“世界大乱”历程的回顾评析。基于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·波兰尼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·凯恩斯等对10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观察方式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对于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激烈嬗变，需要从内与外两个维度，深入到20世纪中下叶以来人类生活在一些重要方面的改变中去理解。

政治本身或一国内部为“内”，考察政治制度、政治观念在20世纪中下叶以来的流变是重要的，从中可以发现今天所为人熟悉的那些政治体系，在初始设计时到底被赋予了多大承载能力，而在最近70多年来其实际承载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；人口、经济、社会等其他因素或国外环境为“外”，它们的改变也会使政治体系的负载量发生改变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，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是最大的外部因素，而且这种外因已内因化。内与外两个维度的聚焦点，是政治在以全球化为方式对资本加以利用的过程中，逐渐被资本反利用，导致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发生转变。当代形态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启程之初的政治限度，由此在国际层面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，使全球化不再可能沿着原有轨道继续下去。

以往所为人熟悉的全球化模式正在远去，但全球化的整体进程不会停止。总结过往得失，根本目的在于为未来的全球化探索路径。近些年来，中国提出建设“新型全球化”并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，为陷入失序的世界重建秩序做出不懈努力。结合当前阶段全球化面临的困境，未来全球化的开新或许可从以下两处破题：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角度来说，构造更加民主和平等的全球化；从国家内部的阶层关系来说，构建政治可以节制资本、福利共享的全球化。全球化要想更顺利地走下去就必须有所改进，而其要害又是增进国际关系的平等性、重建国际政治意义上的“政商关系”，逐步消除隐藏在战后秩序中的少数国家特权的同时，使资本在重新受到政治规制下保持活力。

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看到这个问题，指出“金融改革的难点在于政治领域，不在经济领域”。为此他还提出三种全球化方案：增强华盛顿共识、新保护主义和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。斯蒂格利茨青睐和认为行得通的是第三种，这也表明在对全球化实施全球治理的问题上，他仍抱有期望。这在一个“全球治理”渐成奢语、全球化也在退隐的时代，是很宝贵的一种坚持。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思考，推进对全球化问题的知识创新，找到更好的全球化方案。（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）